樓宇烈著《聚會場地荀子新注》出書暨序文
書名：《荀子新注》
作者：樓宇烈 主撰
出書社：中華書局
出書時間：2018年2月
舞蹈場地【內容簡介】
《荀子》一書，現存共三十二篇，是先秦學者荀子思惟的集中展現。本書由有名學者樓宇烈師長教師掌管撰寫，以清王先謙《荀子集解》為藍本，接收後人研討結果，對《荀子》進行了周全的校勘、標點與注釋，解釋詞義、疏浚詞句，深刻剖析荀子思惟，并對部門舊注加以評論。每篇前又有“說明”，對本篇的基礎內容作以簡要的介紹和剖析。全書由字詞到章旨逐層疏解，使這部先秦經典易讀易解，為清楚荀子思惟開一便捷門徑。
【作者簡介】
樓宇烈，浙江省嵊州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年夜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傳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年夜學宗教文明研討院名譽院長，教導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收拾規劃小組成員。重要著作有《王弼集校釋》、《中國釋教與人文精力》、《溫故聚會場地知新》、《中國的品德》、《人文立本》、《中國文明的最基礎精力》、《宗教研討方式講記》等。
【目錄】
前 言
一 勸學
二 修身
三 不茍
四 榮辱
五 非相
六 非十二子
七 仲尼
八 儒效
九 王制
十 富國
十一 王霸
十二 君道
十三 臣道
十四 致士
十五 議兵
十六 強國
十七 天論
十八 正論
十九 禮論
二十 樂論
二十一 解蔽
二十二 正名
二十三 性惡
二十四 正人
二十五 成相
二十六 賦
二十七 粗略
二十八 宥坐
二十九 子道
三十 法行
三十一 哀公
三十二 堯問
【媒介】
荀子名況，字卿，別名孫卿，戰國中后期趙國人，生卒年不詳，重要活動年月為公元前298—前238年擺佈。他先后到過齊、楚、秦、趙，曾在齊國“稷下學宮”講學，并三為“祭酒”（學宮之長），此后又做過楚國的蘭陵令，暮年在蘭陵著書，終老于蘭陵。
故宮南薰殿舊躲《歷代圣賢名人像冊》中的荀子畫像
荀子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具有嚴重影響的思惟家。他的影響，不只是在思惟、學術范圍，並且也體現在社會政治體制、私密空間禮法軌制、倫理原則，以及個人修身養性、教導學習等實踐層面。
關于荀子思惟的學派歸屬、理論意義、社會影響等，歷史上一向存在著共享空間分歧的見解和評價，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和對立的，這樣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未幾見的。例如，有的學者鑒定荀子應歸屬儒家，因為荀子最推重孔子、子弓的為人為學，要人們向他們學習，稱他們為“年夜儒”，並且更主要的是荀子對禮學有著高深的研討，極力推重禮教、禮制和禮治。
但有的學者則鑒定荀子應歸屬法家，至多已不是“醇儒”，因為荀子斷言“人之性惡”，強調“化性起偽”，在“隆禮”的同時，又強調瑜伽場地“重法”，並且他的兩位有名門生韓非和李斯，一位是法家理論的主要奠定者，一位是輔佐秦國奉行法制和法治的主要實踐者，二者都屬法家。
究竟屬哪家姑置不論，荀子的思惟學說，在秦漢時期還是很有社會影響的，如他過世后不久，就有人說：“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余教，足以為全國法度表儀……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消，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綱。”（《荀子·堯問》）
至唐代，韓愈對荀子的儒家成分和學說提出了一些質疑，他說：“余欲削荀氏之分歧者，附于圣人之籍。”“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雄）年夜醇而小疵。”（《讀荀》）
至宋代，程頤對荀子的評論，則走向了極端，如說：“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年夜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年夜本已掉。”“荀子，悖圣人者也。”“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圣賢，雖曰尊子弓，但是時相往甚遠，圣人之道至卿不傳。”（《二程遺書》）由于程頤在學界的影響，之后雖仍有不少對荀子思惟持公平評價，甚至高度推重者，然就整體社會影響來講，并不很受重視。
至近代，對荀子思惟的認識，有了比較年夜的變化。例如，譚嗣同從批評否認的角度，看到荀子思惟在二千年歷史中的主要感化，他說：“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年夜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仁學》）其后，章太炎則非常推重荀子，他認為：“自仲尼而后，孰為后圣? 曰：……惟荀卿足以稱是。”（《后圣》）“荀卿以積偽俟化治身，以隆禮合群治全國。……由斯道也，雖百里而平易近獻比肩可也。其視孔氏，長幼斷可識矣。”（《訂孔》）
譚嗣同著《仁學》
雖然荀子私密空間非常推重孔子、子弓，但我們不克不及把荀子思惟，當作是孔子、子弓思惟的簡單重復或延續。從孔子到荀子，時間過往了二百多年，社會已發生了良多變化，思惟界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學派，包含一些由原來統一學派平分化出來的分歧學派，以及由原來分歧學派彼此融會而構成的新學派，如戰國中期齊國的“稷下學宮”就孕育出好幾個這樣的新學派。
到荀子時代，這種“百家爭鳴”的局勢已是思惟界的常態。荀子“其知至明”，他對那個時代在社會上還在風行的各家學說都有所評議，此中有確定的、推重的，也有批評的，有指出其偏頗的，也有痛斥其迫害的，紛歧而足。而荀子的思惟理論又廣泛吸納了各家之長，所以人們也常稱他是集先秦思惟之年夜成者，此或誠不為過。
現在，我們完整可以拋開歷史上各家門戶之見來對待荀子思惟。我們只需往發掘荀子思惟中，那些體現中國傳統文明最基礎精力的、且對明天社會穩定和諧發展有啟發的東西就可以了。根據我們學習的體會，在荀子思惟中有以下幾方面，值得往重點認真地研討學習。
第一 關于“人”（包含個人和整個人類）的自我認識等問題
在中國傳統文明中，人們認為萬物（包含人）都是六合所生，而人在萬物中則是最為“靈”、最為“貴”的，如《尚書·泰誓上》說：“惟六合，萬物怙恃；惟人，萬物之靈。”荀子指出：“水火有氣1對1教學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全國貴也。”（《王制》）“義者，宜也。”（《中庸》）所謂“義”即恰當、恰到好處的意思，作為人即具有這種“義”，這種辨別恰當、不恰當，辨別長短、輕重、緩急的才能。
所以荀子還說：“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 曰：以其有辨也。……故人性莫不有辨。”（《非相》）“有辨”是人之所以為人之地點，也是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的“靈”之地點講座場地。一個人做人幹事必定要“義”字當頭，不克不及背離“義”，否則就不是“人”了。這是荀子要人類自我認識到的第一個特點：“有義”（有辨）。
接著，荀子要人認識到作為人的第二個特點：“能群”。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不克不及群也”（《王制》）。所謂人“能群”，是指人類是一個高度自覺的有組織的群體，所以能安排牛馬為人類所用。這里所謂的“能群”，也就是指人類社會性的特點。
荀子強調說，“人生不克不及無群”（《富國》），而人之所以“能群”，是由于“明分”，之所以能“明分”，又在于人“有義”。如他說：“人何故能群? 曰：分。分何故能行? 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王制》）
由此，也讓我們認識到，人的這種“能群”的能動性，具有安排萬物的才能，所以人也就參與到六合生養萬物的過程中往了，誠如荀子所提醒的：“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天論》），人“參于六合，非夸誕也”（《不茍》）。
這就是瑜伽教室荀子要人類自我認識到的第三個特點：“能參”。天有其時生萬物，地有其財養萬物，人有其治治理、運用萬物。所以，人必須認真思慮，要若何“參”與到六合中往“治”萬物，才幹與六合萬物和諧共生和共存。
荀子要人類自我認識到的第四個特點，就是惹起歷史上思惟界和學術界爭鳴、討論得最劇烈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的“性惡”說。荀子指出的要人類自我認識的前三點，人們還年夜都能夠認同，而對這第四點就不那么不難達成共識了。
關于人道善惡的問題，在歷史上有各種分歧的觀點和說法，有持性善說者，有持性惡說者，有持性善惡混說者，有持性無善惡說者，有持性三品說者等等。這都是由于人們對“人道”的定義分歧，以及從分歧的視角往探討“人道”問題，從而產生了諸種說法，如從各自探討的視角和定義來說，都有其事理，這里我們就不往展開討論了。
就拿荀子“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說法來講，實際上他是從維護人類群體（社會）和諧，打消人道中那些能夠惹起彼此爭斗、從而形成社會混亂的原因等視角來談這個問題的；并認為人只要通過教導學習、修身養性，才幹認識本身作為“人”所具有的成分，從而自覺遵照做人（“明分”）的事理。
假如不只是逗留在抽象的純理論討論，而是從社會現實人道來探討，那么荀子的說法應當說是言之有理的，是有主要現實意義的，更是中國傳統文明“人文明成”的最基礎精力的踐行。人需求認識到人道中那些會惹起彼此紛爭、導致社會混亂的原因（“惡”），通過“人為”的教導、學習、修身（“偽”），激發出人道中的“善”，從而培養起社會的“善”，以致于“化平易近成俗”（《禮記·學記》），使整個社會養成向“善”的風氣和習俗。
第二 關于“天”和天人關系等問題
“天”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文明中有多種含義，非常復雜。在荀子思惟中論述到的“天”也是有多種含義的，但此中最重要的含義是指與“地”合稱，作為“萬物怙恃”、生養萬物的天然之“天”。
荀子起首強調的是“天”的天然性、獨立性，他在那篇專門論天的論文中，開篇即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他認為，天有天的職責和效能，人有人的職責和效能，“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人不成能，也不應當“與天爭職”，六合也不會因為人之“惡冷”、“惡遼遠”，而“輟冬”、“輟廣”。同樣，人世間的事，也只能靠人本身的盡力往改變它，而不克不及放棄本身的盡力，往等待或等候“天”。
只需盡了人事，老天爺也干預不了，所以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克不及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克不及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克不及禍。故水旱不克不及使之饑，冷暑不克不及使之疾，祅怪不克不及使之兇。”由此，荀子提出了一個主要的觀點：“明于天人之分”。並且認為，只要這樣的人，才幹稱之為“至人”。這是荀子關于天人關系的一個主要論斷和觀講座場地點。
“明于天人之分”，人不應當“與天爭職”，并不料味著“人”與“天”就毫無關系了。上文講到，荀子認為，人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能參”，即人以“其治”，參與到六合生養萬物的過程中往。是以，人只要明白和深刻地認識六合的職能特點，才幹參與六合生養萬物的過程，才幹正確地發揮人的管理效能。
人在天（年夜天然）眼前不克不及消極等待或等候，而是要積極參與，“年夜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看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家教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掉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掉萬物之情”。這也就是荀子另一個主要的天人關系的論斷和觀點：“制天命而用之”。
但是，“制天命而用之”，能否就意味著人類可以不尊敬天，而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呢? 當然不是，相反，人類應當尊敬“天”，只要尊敬天然，才幹達到人事的圓滿，達到“人”與“天”（年夜天然）的和諧。
這就是荀子講的：“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進教學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進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躲，四者不掉時，故五谷不絕，而蒼生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舞蹈教室魚鱉優多，而蒼生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掉其時，故山林不童，而蒼生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錯于地，塞備六合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廣博以致約。”（《王制》）
荀子要人們先從“明于天人之分”、“不與天爭職”進手，然后教學認識到“人有其治”，人具有這種“能參”六合生養萬物過程的主動性、能動性，即“制天命而用之”。不過這種“制天命而用之”是請求人們必定要“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這般才幹達到“六合官而萬物役”的人天和諧狀態。荀子這些論述天和天人小樹屋關系的觀點，對我們明天仍然頗有啟發，值得沉思。（以上引文除《王制》一則外，其他均出自《天論》。）
第三 關于“禮”的原由、感化、意義、精力等問題
“禮”是中國傳統文明中的焦點組成部門，是維系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建構穩定有序社會的一種綜合性文明，包含了崇奉、品德、軌制、言行規矩、社會習俗、禮儀情勢等方方面面。相傳，文王、周公“制禮作樂”，即“禮”文明是由周文王、周公開始制訂完美的。“禮”文明強調的是人本位（以人為本），強調人的主體性和人的自覺自律。
至東周年齡講座場地時期，社會上逐漸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勢，孔子平生盡力，倡導“仁”學，盼望人們“低廉甜頭復禮”，目標就是為了重整禮樂文明，重建社會次序。孔子請求人們“復禮”，但對“禮”文明自己，并沒有做太多的說明，這大要是因為在孔子時代，“禮”文明仍然深植社會，盡人皆知，故無需多說。
而到戰國末年荀子時代，“禮崩樂壞”的現象早已更為嚴重，人們對“禮”文明所知淺薄，所以荀子對“禮”文明做了深刻系統的研討和闡發，不僅反復強調“禮”對于做人幹事和維護社會和諧、國家穩定的主要性，如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修身》），並且還撰寫了論述“禮”文明的專題論文——《禮論》，周全探討了“禮”文明的原由、感化、意義、精力等問題。
在《禮論》中，文章一開始就明確地提出了“禮起于何也”的問題，然后詳細明確地答覆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克不及無求，求而無懷抱分界，則不克不及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平于欲，兩者對峙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從這可以看到，我們以往對“禮”文明的懂得，都只是偏于倫理品德、行為規范、禮節儀式等方面，而實際上，荀子起首是從協調社會分派，以及協調天然資源和社會需求牴觸的角度著眼，來說明“禮”的原由和“禮”所要達到的目標。“禮”不僅要達到“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還要“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平于欲”，進而更要使“兩者對峙而長”，這種這般嚴重的社會效能，是構建社會品德的基礎地點。
可是長期以來，人們在講“禮”文明的時候，都忽視或回避這一構建社會倫理品德基礎的內容，從而使“禮”文明在年夜眾心目中往往僅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空泛品德說教。實際上，人們之所以要自覺自律遵照禮義，也與維護社會公道分派、協調天然資源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牴觸，這一關乎平易近生的主要內容相教學場地關。是以，荀子對“禮”原由的這一論述，具有非常深入和主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于“禮”，荀子的論述非常豐富。如他強調“禮”是依照天然之理來制訂的，“禮也者，理之不成易者也”（《樂論》）；“禮”是請求人們所遵從踐行的途徑，“舞蹈教室禮者，人之所履也，掉所履，必顛蹶沉迷”（《粗略》）；“禮”是給人們樹立一個標志，讓人們不至于走錯了人生的標的目的，“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平易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天論》）；“禮”是給人們設定一道堤防，讓人們不要隨意沖破，“正人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儒效》）；“禮”是用來修改完善本身的，“禮者，所以正身也”（《修身》），等等。
此處，再重點提醒幾條，供大師學習荀子“禮”思惟時參考。
起首，荀子認為，社會是不克不及沒有各種貴賤高下差異的，而禮的制訂就是來規范這種差異的。社會上“兩貴之不克不及相事，兩賤之不克不及相使，是天數也”，因為“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克不及澹（通“贍”）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這樣的事實，所以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私密空間全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王制》）。所以，“禮”的“養”的效能，就體現了“禮”的“別”的內涵，“曷謂別? 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論》）。
其次，荀子非常重視“禮”所具有的“養情”的感化和意義。他說：“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茍生之為見，若者必逝世；茍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茍懶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茍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喪之矣。”（《禮論》）這是說，人按照禮可以引導、規范好本身的情性，而不是聽任不良的情性，乃至傷害本身。
荀子認為，人需求用“禮”來“養情”、“正身”，同時從治國的角度來講，也必須重視刑法的感化，所以在荀子這里“禮法”和“刑法”是相提并論的，二者相輔相成，如他說：“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全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惡》）
再次，荀子認為，“禮”具有內在裝飾的感化，然一切內在的情勢，都是體現了人們內在的一種感情和敬意，“凡禮，事生，飾歡也；送命，飾哀也；祭奠，飾敬也；師旅，飾威也”（《禮論》）。所以，禮的教導和實踐，是養成人們內在感情和敬意的主要途徑。“禮”的最基礎精力就是“敬”，“禮者，敬罷了矣”（《孝經》），就是“報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年夜報本反始也”（《禮記· 郊特牲》）。
在此，荀子特別提出了“禮有三本”的主要觀念，要人們記住這“三本”，不克不及忘失落。他說：“禮有三本：六合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禮論》）這就是中國傳統文明中，把“六合君親師”作為最高尊重對象來崇奉和祭拜的理論源頭，要人們永遠有良心，記住“禮”的最基礎精力是“年夜報本”。總之，荀子請求人們在學習、修身、為人、幹事中，都要以“禮”為準則，“禮者，人性之極也”（《禮論》）。
最后，還需求提一個荀子關于“禮”的主要觀點，他認為，“禮”不是僵化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和人心不斷在變化的，所以不克不及食古不化。荀子更強調向較近時代的禮義軌制學習——“法后王”，並且明確提出：“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于《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粗略》）
此外，他還對若何繼承傳統禮交流法問題，提出了一個基礎原則，即“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王霸》）。荀子的這個提醒非常緊要，假如交流“禮”能隨時代而變化，順人心而調整，能選擇此中“善者”（優秀的）而發揮運用之，那么“禮”文明的建設和教導，仍不掉為當今時代成績個人自我修養、協調人際關系、維護社會整體和諧的最基礎和基礎。
第四 關于“學”的主要性、需要性，以及“學”的內容、方式等問題
荀子非常重視學習的主要性，所以全書以《勸學》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正人曰：學不成以已”，告訴人們學無止時，學無盡頭。荀子認為，人生下來是沒有多年夜差別的，但為什么現實中又會有堯舜、桀紂之分，正人、君子之別呢? 這重要是由每個人所受的教導分歧，所接觸的環境分歧，所交的師友分歧，以及本身能否盡力形成的。
“學”就是要學做人的事理，《禮記·學記》中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了解。”“學”的目標就是不斷地完美和晉陞本身。《論語·憲問》記載：“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說：“正人之學也，以美其身；君子之學也，以為禽犢。”（《勸學》）
我們要以正人之學來請求本身，做到“進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即把學到的東西，落實到本身的言行中往，使本身的一言一行都符合規矩，都能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而不要學“君子之學”，“進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共享空間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即只是把學到的東西，當作本身的財富（禽犢）來誇耀和買賣，對本身德性的晉陞和完善，則毫無意義。這里荀子講的“正人之學”，就是“為己”之學；“君子之學”，就是“為人”之學。
那么，學正人的為己之學，要學習些什么東西，從何處進手呢?荀子說：“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所謂“經”包含《禮》、《樂》、《詩》、《書》、《年齡》，荀子為學者做了說明：“《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年齡》之微也，在六合之間者畢矣。”而此中“禮”又是最主要共享空間的，“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品德之極”（《勸學》）。
學的內容確定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求師”。他說：“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故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修身》）有了好老師，還要特別留意內在環境對本身的影響，要理解擇鄰結交，善于借助內在條件，營造傑出的學習環境和氛圍，“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正人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正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勸學》）。
此外，荀子還告訴人們許多學習的要點。教學如，要專一，“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勸學》）；要積累，“故不積蹞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勸學》）；既要“博學”，更要“知止”，“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凝止之，則沒世窮年不克不及遍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缺乏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解蔽》），這是說，可學的東西是無窮無盡的，所以必定要有所止，否則，雖然學得了億萬知識，但是不克不及應變，則與哲人無異。
這里還有兩條，要特別奉獻給好學的伴侶們。一條是，荀子請求人們學了必定要行。他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
再一條是，荀子盼望人們學了必定要時時對照本身，檢查本身，“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修身》），“正人私密空間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勸學》）。
荀子這些“勸學”的教導，至今對我們的教導任務，對師生們的教與學，都還有深入的啟迪和實意圖義。
第五 關于“解蔽”，即打消思維方法上的偏蔽等問題
荀子說：“常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年夜理。”（《解蔽》）這是會議室出租說，人最年夜的弊病就是，不難被部分或單方面的認識所掩蔽，而看不清整體的事理。荀子說這句話時，雖然針對的是當時社會上百家爭鳴、各執己見、是己非他，以致影響到政局紛爭，各自稱霸一方這樣的現實，但它在人的思維方式的探討上也同時帶有廣泛性意義。
人的認識都有本身的單方面性和局限性，有時代、環境的局限，有外因干擾的局限，有觀察角度的單方面，有以往成見的單方面等等，紛歧而足。誠如荀子指出的：“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總之，“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假如思維方式有所偏蔽，就會帶來認識事物上的差錯，進而形成處理現實事務上的掉誤。荀子列舉了許多歷史上的人物來說明正反兩方面的情況，良多人因“蔽”而掉敗、得禍，落得個千古罵名，“此蔽塞之禍也”；有些人則因“不蔽”，而勝利、得福，且“生則全國歌，逝世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美名千古傳，“此不蔽之福也”。荀子心目中完善的圣賢應當是“仁知且不蔽”的。
那么若何才幹達到“不蔽”呢? 荀子認為，那就需求“主其心而慎治之”。因為要想除往“蔽塞之禍”，就需求“了解”，只要體察把握了道，才幹周全認識事物，做到“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宗原應變，曲得其宜”（《非十二子》）。荀子說：“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正人壹于道而家教以贊稽物。壹于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所以人必須理解求道。而“人何故了解”，則在“心”，“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所以要“主其心而慎治之”。
是以荀子對若何“解蔽教學場地”也提出了具體的方式，那就是從修心進手，通過讓心堅持“虛壹而靜”而“了解”。具體言之，“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心假如不克不及不存成見，不克不及專一，不克不及寧靜，怎么能不受干擾、不被“蔽”呢? 所以，只要往除以往成見的影響，專心于一事一理，不受其他事理的專心，讓紛擾的心情寧靜下來，才幹達到心的“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的狀態，才幹“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達到“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遂能做到“虛壹而靜，謂之年夜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掉位”。（以上引文除《非十二子》一則外，其他均出自《解蔽》。）
以上僅就《荀子》一書中的部門內容作了一些提醒，盼望讀者們在閱讀本書時能發現更多在明天仍有啟發意義的思惟與觀點。
本《新注》算不得完整意義上的“新”，因為它是在將近四十年前、1979年出書的《荀子新注》基礎上修正而成的。由于不少讀者覺得，這本《新注》雖然帶有許多那個時代的觀點和語言，但對《荀子》文本的解讀還是年夜致可取的，比較淺顯易懂，適合普通讀者閱讀，于是中華書局的編輯們提出，盼望我能組織一些人來修正一下，以供再次出書。
四十年前的《新注》是一本集體編寫的作品，只是最后由我和莊福齡師長教師、馬紹孟師長教師負責統稿任務。現在提出修正意見后，當即便由當年參與、負責此書的中華書局資深編輯梁運華師長教師，幫我從頭至尾仔細認真地檢查、修正了一遍。之后，由于我的緣由，擱置了四五年，一向沒有進展。
本年，中華書局決定，最遲要在年末出書，不克不及再遲延了。于是，我就在我的博士生中組織了一個《荀子》讀書小組，他們有：肖磊、吳繼忠、徐佳希、卞景等，大師邊讀、邊討論、邊修正（我的別的一些博士生也不時參加討論和提出修正意見）。他們不僅把三十二篇的“說明”完整從頭寫過，並且屢次修正，同時也矯正了原來注釋中的一些體例（如往失落直字注音）和錯誤等。在此期間，中華書局的責任編輯鄒旭密斯也仔細重讀全書，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具體的修正意見。所以此書得以再次出書，也是一項集體的結果。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聚會場地
責任編輯：柳君
